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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战略与低风险高回报

创新也可以低风险高回报 苹果乐高迪士尼能证实

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严重性的迪士尼CEO罗伯特•艾格(Robert A. Iger),开展了一系列对外收购行为。收购的标的,则均为有强大IP资源的影视公司,它们旗下或真人、或动画的热门IP,将可以有效嵌入迪士尼既有的IP开发网络,实现互补式创新。2006年,迪士尼收购了曾推出《玩具总动员》的皮克斯公司;2009年,拥有包括美国队长、钢铁侠、雷神索尔在内的5千多个漫画角色的漫威工作室,被迪士尼收归旗下;2010年,则是《星球大战》系列IP持有者——卢卡斯电影公司,加入了迪士尼的大家庭。

必须围绕“中心产品”

“在互补式创新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,不同于颠覆性或激进性的创新,互补式创新往往会围绕企业的一类中心产品(the central product),并且在创新中,也将不会改变其根本功能”。

在一系列挫折后,以公司CEO约恩•维格•克努德斯托普(Jorgen Vig Knudstorp)为代表的乐高新管理层,终于回想起了乐高创始人奥勒•基奥克(Ole Kirk Christiansen)当初所总结的经营心得:“乐高公司的游戏体验,并非建立在具体的产品之上,而是建立于乐高积木及其拼砌体系之上”。

书名:The Power of Little Ideas: A Low-Risk, High-Reward Approach to Innovation

如何找到低风险高回报的公司: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和跨越鸿沟

又比如特斯拉在2008刚推出的时候,第一款车Roadster,绝对是少数人的“玩具”。但是到了2015年, 已经有了Model S 和 Model X的时候,你可以在路上看到越来越多特斯拉。到后来又有了价格更亲民Model 3, 特斯拉已经没有那么神秘,身边的朋友有已经是平常的事情。到了今天,如果我要买车,我也会认真的考虑要不要买特斯拉。国内的电动车市场要滞后几年,但是现在的火热程度可能更甚。电动车“三傻”:蔚来,理想和小鹏,在中国的粉丝,车友会很多,股票那就更是飞到天上去了。我有非常多的理由相信电动车在中国和世界会越来越普及。

为什么呢?因为人是呈正态分布的,客户也是呈正态分布的,如果你的产品只有少数人愿意尝试,那么这个business是不可持续的。要想挣到大多数人的钱,你就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喜欢,而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:大多数人和创新者是非常不一样的。你可以想象,要说服一个中年人买VR设备有多困难。在To B领域也是这样,新的公司愿意尝试很多新鲜的事物,只有有点competitive advantage的可能,他们都愿意试一下,他们本身的需求也很简单。但是像Walmart, IBM,Ford这样的巨头,他们有很多已经在用的产品,流程,需求又很复杂,想让他们用你的产品简直是太难了。在硅谷的朋友可能觉得它们都是过时的老家伙,要被淘汰了,然而他们分别是福布斯(按营收的排名)第1,22和42名,他们分明是这个世界的中坚力量。

创新战略与低风险高回报

另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说,最先发布不重要,第一个跨越鸿沟才重要It is not first to market, but the first to cross the chasm who wins.创新战略与低风险高回报 我想到苹果的产品战略其实就符合这个策略,经常Amazon, Facebook或者Google先出一个产品,然后过了可能几年之后Apple才出一个对应的产品,然后大家惊呼:“哇,Apple太牛逼了,太好用了”。然而,很多科技爱好者会不屑的说,这个技术不是某某公司3年前就有了吗。。。很多人说Apple挤牙膏,另一方面我觉得Apple可能觉得这个市场还不太成熟,不适合现在推出这个产品。在Airpods 之前也有很多无线耳机,但是Airpods才是大家戴上经常忘了摘的那一个;Apple Watch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,并没有一推出就迅速有massive adoption, 但可穿戴这个市场显然是越来越大的。比如一直谣传的Apple Glass,我想现在市场还不成熟,感觉Apple在笑看Google Glass的失败和Facebook Glass的注定的惨淡收场,然后深藏功与名,你们啊,too young, 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.

创新战略与低风险高回报

创新选择、创新管理我在 彼得·德鲁克推崇的7种企业创新类型 、 德鲁克的企业创新原则 、 德鲁克的创新管理闭环 和 德鲁克创新管理的关键 这4篇文章里分别进行了解读。今天谈谈德鲁克关于企业创新战略的观点。

毕井泉:新药研发九死一生,高风险应有高回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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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场观点交织、思想碰撞的全球化飨宴上,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,澳大利亚原总理陆克文等中外重量级嘉宾,展开了为期一天的头脑风暴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、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亦出席论坛并发言。 从创新药定价、产业投资回报到新药研发动力等,毕井泉道出当下医药人最焦虑也最关注的问题,并对药品监管、商保制度建立和跨部门合作等多个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要害,提出了建议。

此次论坛的开幕式主持人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、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也在现场评价道:“在担任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期间,毕井泉先生为中国的医药监管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,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对标国际标准,帮助我们在健康卫生政策和医保政策方面,做出诸多重要优化,更帮助我国的生物医药行业,取得了更好的发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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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革下的中国新药产业

2015年以来,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,我们以解决审评积压为突破口,开展了包括核查药品临床试验数据,提高审批标准,简化审批程序,实行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,推进仿制药疗效一致性评价,加强以临床为核心的审批能力建设,建立药品专利补偿和链接制度等一系列改革,并加入了ICH(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)。

2015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累计融资超过1.创新战略与低风险高回报 5万亿元人民币。中国发展生物医药,有人口多、市场规模大、临床试验成本低、选择受试者相对容易的优势。但也存在基础研究薄弱、居民收入水平低、市场承受能力有限等劣势。

但是也要看到,这样的创新数量不能太多、时间不能太晚,如果不能做到更好更快,研发失败,投资变成沉没成本的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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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死一生的高风险应有高回报

创新药的高风险,应该对应高回报。面对九死一生的高风险,很多人会选择放弃,但是临床有需要,市场有需求,这就是机会,就是高回报的机会。

同时,第一个市场的定价,决定产品在其他市场的定价,真正的研发型企业,一定是能够面向全球市场的企业,产品属于“全球新”、有专利、有确切的疗效。不仅仅满足于在中国申请上市,而且能够到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市场申请上市。如果预期成本定价过低,企业就会寻求先到价格最高的市场去申请上市。

我们应当从战略意义上来认识生物医药的创新。从整个中国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的未来发展方向来说,生物医药是最有可能,让中国的创新技术产品走向世界、服务全人类的产业,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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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新药产业发展下一步怎么走?

我们应该支持创新、鼓励创新。生物医药的创新,依赖于强大的基础研究。要增加生物医药投入,改革科研管理体制,尊重科学家首创精神,允许科学家个人享有部分权益,激励科学家发明创造的积极性。

生物医药创新依赖于监管的高质量、高效率。要在临床试验、伦理审查、遗传物质审查、审评审批各环节对照国际标准,找出差距,完善政策,缩短伦理审查,临床试验和审评审批时间,努力降低研发成本,提高中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的国际竞争力。

生物医药创新依赖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。要认真落实“十四五”规划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要求,抓紧起草商业医疗保险法,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基本原则和相关税收政策,将商业医疗保险纳入保障监管。

生物医药创新依赖于各国科学家、产业、监管部门的合作。要加强生物医药领域国际合作,特别是抗癌药物的国际合作,统一临床试验标准,优化监管流程,提高监管效率,让更多的创新药走向国际市场,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。